关于李渊在历史上的地位，好多史学家都为他叫屈。认为他基本上还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是他奠定了唐朝的基石，首先他毫无疑义是唐朝的一面旗帜（至少是打着他的旗帜的，因为那时他的官阶最高，权力确是一个好东西），比如说太原起事，成功攻入隋都，利用“曲线救国”的外交绥靖政策成功攻城略地，并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建立起了国家制度和政治格局，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为大唐打下了坚实基础。

不过，嗯，这不过可以毁了一个人。关键在于他在关键时刻站错了队，犯了方向性路线错误，这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和领袖不应犯的低级错误，于是他不可避免掉队了，最后成了一个顾而不问的巡视员。

玄武门之变成了他最大的“污点”，他一生中永远的痛。因为他的行为已经证明了他是一个过气人物。

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党和统治集团的路线斗争都是非常惨烈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是客气不得的，谁掌握了正确路线，谁就是革命道路的掌舵人，牢牢掌握革命的航线，也就是香港行话叫“话事人”。

正如李渊在开国之初以清醒的头脑和深刻的政治分析力，通过对瓦岗军李密和东突可汗的成功的外交绥靖政策，毅然决然举起了反隋大旗，太原起事后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胜利，顺利地挺进长安，然后拥杨广之孙杨侑为新帝，即恭帝，学学曹大哥“挟天子以令诸侯”，拜为唐王，立恭帝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不久恭帝便“禅让”（真有点怀疑尧舜禹的“禅让”是什么回事，这是中国比较值得研究的政治现象，正如那些说不清理还乱的政治谶语一样值得研究）了，自封为帝，这时候的李渊无疑是唐朝的一面最靓丽的旗帜，最最伟大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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