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05-19 11:45:29

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至于“大借款案”，大部分人经过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这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成分已经不纯，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继续革命。

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何况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革命时更为的壮大，国民党内部对于革命结果大多不报希望，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后来在南京的不辞而别，何尝不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当然，人们也不能怀疑孙中山、何海鸣等革命党人的纯洁信念，但在“宋案”尚未盖棺论定、法律解决方式仍在进行当中，仓促的兴起军事，这对正处于摸索阶段的民国共和民主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急躁的伤害。因为道理很简单，不管袁世凯有没有介入“宋案”，但他代表的北京政府都应该对此负责。

“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袁世凯也是在这种对政府普遍支持的气氛下，以维护中央权威为借口，最终激化了矛盾，引发民国后的第一次战火。所幸的是，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大众的拥护，所以失败的很快---除了南京遭受浩劫外，其他地方基本不太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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