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素有大志，他曾在1902年就放言：“天下苦满政久矣。若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可笑同游们还讽其为“狂生”。鉴于北方的保守势力过于强大，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于1911年7月31日组织“中部同盟会”，试图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重点，培植革命力量，伺机发动起义。此时距武昌起义仅有两个月零十天。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与黄兴等人到达武汉，据随同前往的日本浪人北一辉回忆，宋教仁当时以留日学生领袖的身份活跃于革命党人阵营，他“一路行来，从未有疏离之感。且不论革命军中的高级干部如上海的陈其美、汉阳的黄兴以及他所追随的宋教仁等都是留日学生外，他在武昌都督府眼见留学生如潮水般的从日本赶回内地，晋见宋教仁等待分配工作等实况也在提示他，这是一场由留日学生发起的革命”。

北一辉抵达中国后的第一封书函，就是向内田良平提到他在上海的观察，他发觉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设在《民立报》，而《民立报》的革命同仁在筹划各地革命起义时，无一不是按宋教仁原先所规定的方案执行。按照北一辉的说法，报社内同仁动辄就举宋教仁之名以为背书，无论行何事，皆称是宋先生之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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