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在抗日时期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为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的头两年内，即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军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线进攻，对它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不重视，以为不过是少数共产党人在那里打些游击仗罢了。但是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武汉以后，他们即已开始改变这个政策，改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去对付国民党，而逐渐转移其主力来对付共产党。因为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感觉国民党已不可怕，共产党则是可怕的了。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自从武汉失守以后，由于战争失败和仇视共产党这种情绪的发展，国民党就逐渐反动，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日抗战逐渐消极。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因为在内战时期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和四万多人的军队，因此为日本军阀所轻视。但到一九四○年，党员已发展到八十万，军队已发展到近五十万，根据地人口包括一面负担粮税和两面负担粮税的⒀，约达一万万。几年内，我党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国民党战场作战略进攻至五年半之久，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但在此阶段内，我党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就是轻视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注意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主张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而轻视游击战争），依赖国民党，缺乏清醒的头脑和缺乏独立的政策（因此产生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对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大量扩大我党领导的军队等项政策，发生了动摇）。同时，我党吸收了广大数目的新党员，他们还没有经验；一切敌后根据地也都是新创的，还没有巩固起来。这一阶段内，由于时局开展和党与军队的发展，党内又生长了一种骄气，许多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了。在这一阶段内，我们曾经克服了党内的右倾偏向，执行了独立政策，不但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创立了根据地，发展了八路军新四军，而且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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