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如此,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事后突然跃居“一等功臣”的原因。
虽然史书对此只字不提,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推移到玄武门事变的十几年后,却还是可以从史料记载中找到某些隐晦的线索,从而进一步证实我们的上述推断。
那是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侯君集因参与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事泄被捕,其罪当诛,而唐太宗李世民却替他向群臣求情,希望大臣们能法外开恩,饶侯君集一命。李世民说:“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不忍置之于法。我将乞其性命,公卿其许我乎?”
所谓“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这句话既可以做广义的理解,也可以做狭义的理解。广义来说,这是对侯君集参与玄武门之变的肯定;狭义来说,尤其是“家国未安”四个字,似乎暗含了这样的信息——侯君集当年的行动很可能不仅关乎“国事”、同时更关乎“家事”!
什么样的事情既是国事也是家事呢?
我们认为,这很可能就是李世民勒兵入宫,“囚父”、“逼父”之事!
也许正因为侯君集当年圆满完成了逼宫任务,贡献重大,意义特殊,所以李世民才会对此念念不忘,极力要保住他的性命。而当群臣竭力反对,声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必欲诛之时,李世民显得十分无奈和悲伤,对侯君集说:“与公长诀矣,而今而后,但见公遗像耳!”并且“欷歔下泣”。(《旧唐书•侯君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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