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须合变通”，就是一种制度创新的精神；所谓“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就是一种权力制衡的原则。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政治智慧，李世民才能在隋朝和武德政制的基础上，创立一个更为完备、更具行政效能的新的宰相制度。

除了巩固和完善“三省合议（驳议）制”之外，李世民另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就是扩大了“政事堂”的编制，增加宰相的名额，深化了“集体相权”的制度。

所谓“政事堂”，相当于宰相联席会议。最初，只有三省的最高长官才是宰相，李世民考虑到议政的人数有限，难以收到集思广益之效，遂于贞观元年九月命御史大夫杜淹“参豫朝政”，亦即进入政事堂议政。“它官参豫政事自此始”。（《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贞观二年，又有魏徵以秘书监之职“参预朝政”。其后，凡是以“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名进入政事堂的官员都可以算是宰相。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右仆射李靖因病请求致仕，李世民极力慰勉，并且下诏优抚，让他安心在家养病，等稍微好转后，“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旧唐书•李靖传》）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世民下诏，命时任兵部尚书的李世勣转任“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李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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