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公推棠儿妹子坐了首座，张秋明家的穿着青衣侍立在侧，如同奴隶，给她送箸斟酒，捧盂递巾伏侍，一时又叫她给众人敬酒。她到底是省台方面大员夫人，通省官员见他男人谁不畏惧礼敬。这般模样‘敬酒’都觉担待不起，连肖路两口子也如坐针毡，瞎张忙，乱应酬。棠儿妹子是个粗疏人，只旁若无人据案大嚼。一席筵下来，大冬天的，人人一身大汗。棠儿妹子欣欣然，糊涂四儿两口惶惶然，张夫人悻悻然，众人则稀里糊涂……为这个过节儿，肖路三次到臬司衙门赔罪，到底得罪了张秋明，实缺也没补上。”

傅恒讲完这故事，乾隆只一笑，说道，“这是个闹剧，棠儿妹子也是过分，但这是规矩，谁也没法子。如今开国已久，功臣贵戚家道中落的有的是，有的成了赶车把式，有的当丧车杠夫。还有在码头上搬运杂物的。奴才们官位大，高车驷马招摇过市，他们心里难受，遇上了，哪有不生气的？上回工部尚书高克己来哭诉，他坐轿过正阳门，碰见先前主子家二公子背麦子，当着上千的人把他喝斥下轿，说：‘二爷背麦子累疲了，给我捏巴捏巴按摩按摩，替二爷把麦子背回府去！’他只好当众给他主子捶背捏腿儿，又觅人背麦子到家……说起来这是祖宗家法，礼应如此。其实朕深恨旗人大爷们不争气。打圣祖起，就留心他们的生计。分地给他们种，他们卖了；扣他们皇粮，他们捣估着在朝的爷们到皇帝跟前叫撞天屈，竟成了一大群吃白食的无赖！”说罢又叹。傅恒深知，这其中乾隆有更深的难言之隐：自康熙四十六年开始，朝廷整顿旗务，屡次失败，就为旗务之间介入了政争。各“党”纷纷讨好旗人，拉拢力量，非但没有把旗务弄好，反而画虎类犬，愈来愈糟，愈来愈没法弄，竟成了谁也不敢沾惹的痼疾。傅恒边想，边笑道：“主子别为这事太焦心，这是一锅夹生饭，一时也无良策。旗人靠打仗生发起来的，太平这么久，都成了功臣子弟，聪明点转业了的，仍旧荣华富贵。人穷了，什么下作事作不出来？这种事历朝代都有，刘秀是帝室，以至于卖米；刘备也是帝裔，以至于卖草鞋，将前比后，有什么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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