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芬跟李鸿章的关系很密切，但奉命查办此案，却很认真，因为他为人比较正派，看不起盛宣怀那种奸诈取巧的小人行径，加以刘坤一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将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确实，他会另外派人再查，“那时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别怪我。”

其实盛宣怀搞的那套把戏，知道的人很多，刘瑞芬即令想为他掩饰也办不到，及至调出帐目来一看，疑问到处都是。刘瑞芬为了慎重起见，特为找了几个内行朋友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应春。

“帐本说商股只有四万多银子，可是盛杏荪当时具禀两江，说‘已于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议，即于十九日付给定银二十万两’，这二十万两银子是哪里来的？”

“根本没有这回事。”古应春说，“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话。”

光绪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照西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怀当初跟沈葆祯说：“若逾十六之期，则受代人来，即无从更议。”即指新的年度开始而言。然则中历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西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犹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无人办事，外商银行亦一律封关，所谓“定议”，所谓“付给定银二十万两”，全属子虚乌有。

其次是各省所拨的官款，总计一百万两，照数转付旗昌银行，银数固然分毫不短，但古应春深知内幕，指出这一笔百万银子中，盛宜怀等人中饱了四十四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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