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旁的弟弟更是迫不及待地挤到话筒跟前，唾沫横飞说的非常起劲：“你们不讲我们根本不知道，她现在是什么大明星，一首歌就是好几百上千万，什么概念？我们到现在一家还辛辛苦苦土里刨食一年忙到头剩下个几千块，她呢？她随便手里头漏两个，就够我们全家用的了，结果她连提都没有提过一个字，不就是怕我们知道她发迹了找她要钱吗？还说自己是什么普通工薪家庭出身，出了名就忘本忘得一干二净，承认都不承认，这样还算是人吗？这么没有良心的姐姐，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倒了八辈子的霉才摊上的。”

底下记者还在追问着，黄婉婷已经听不进去了。她呆呆地看着屏幕上的母亲和弟弟，她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弟弟了，跟印象中的小孩已经不大一样了，穿着不合身的西装，脸上轮廓能看出来和自己很像，所以说即使不知道他们的关系，看了这样的长相估计也都会相信这的确是自己的弟弟。只是神情是那种油滑而又义愤填膺的样子，说话的腔调倒是跟每次打电话开口要钱时候是一样的。

黄婉婷看着屏幕，埋下头居然无声地笑了。她真的很想笑：这就是她的亲人啊，生她养她的人。难道他们都忘了，每一次管她要钱时候的理直气壮？她十几岁离家以后，家里没有再给过她一分钱，也从来没有给过一点温暖，这个是从小到大不变的。她端盘子、做服务生，每个月连自己开销都勉强的时候，家里面也从来没有断过一次要钱的电话。她还记得有一次她从夜场回来，发着烧难受得要死，没有力气，也不舍得花钱看病，只能躺着。结果第二天一早上就接到母亲的电话，说弟弟在学校跟人打架，要赔钱，让她抓紧时间打钱回家，她那时候嗓子都哑的快说不出来话了，可是母亲连一句问候的话都没有，就只管不放心地催促着，问她什么时候能打钱，不然弟弟要被拘留，以后人生都是问题。最后就是她硬撑着，把刚攒的一千块钱，全部打回了家里。而她自己则因为生病，当天晚上都去不了夜场去唱歌，那也是她多少年来唯一的一次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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