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据禅宗史料记载，菩提达摩秉着他师父（印度禅宗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的遗教，当中国南朝梁武帝普通元年、后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五二零年）由南印度渡海东来，那时候距离唐太宗时代、大约还差一百年；先到南朝与梁武帝见面，话不投机就暗渡长江、到北朝辖区河南嵩山少林寺。中国画家在元明以后，喜欢画一个环眼碧睛的虬髯的胡僧，脚踏一枝芦苇、站在滔滔波浪之间、作前进的姿态，便是描写达摩大师当时渡江的典故；达摩大师是否当时用的一枝芦苇渡江、就无法稽考了，可能是画家把神僧“杯渡和尚”的故事纳入诗情画意之中、以增添达摩的神异色彩。达摩大师到达少林寺之后、没有遇到合适的传法之人，一天到晚都默然不语、面对石壁跏趺而坐；后世之人误以为要学禅宗、便须面对墙壁打坐、才是禅宗心法，流入唐宋以后的道家、修炼神仙丹法者手里、就成了“百日筑基，三年哺乳，九年面壁”的修道程序了，这些学佛学道者的刻板工夫、实在令人哑然失笑。

2、在这以前，印度佛教与文化、传入中国都是从西域经过中国西北部而来；史上所称北魏（或后魏）是佛教文化的鼎盛地区、也是南北朝期间佛教最发达的时期，也是中国佛教从事翻译佛经、讲解佛经义理、寻思研探般若等佛学文化的中心重镇。同此时期，梁武帝笃信宗教，以宗教家的资质、虔诚相信佛教和道教，曾亲自讲解佛经与《老子》，又持斋信佛、舍身在佛寺做工；作为一个政治上的统治者，以帝王之尊在寺庙充当传教师和讲解道书、过一过传教师与学者的瘾、这是违背大政治家的原则，没有做到无偏党而“允执厥中”、也可说因此注定要失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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