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三月三日下午三时时分。

交通银行南京分行来了一位头戴礼帽，身着长衫的年轻人。

一名职员见来人气度不凡，手里提着一只黑色公文包，以为是金主上门，赶紧迎上去。

“这位先生，请问是存款还是取款？”

“哦，敝人在财政部供职，姓左，有公务要找你们陈经理。”

“原来是左先生。左先生，陈经理不在，徐襄理在。”

“徐襄理在也行，请通报一声，可以吗？”

职员姓吴，一听来人是财政部的，当下不敢怠慢。

“哦，请左先生稍候，我先去禀报一声。”吴姓职员把左先生让到大堂一旁的沙发上，躬身道。

大堂里有一圈沙发，是专供客人们办理业务时的临时休息区。

“好，有劳了。”

左先生坐到沙发上，顺手拿一份《中央日报》看起来。

不一会儿，一位半秃的中年男子从二楼匆匆走了下来。

“左先生，这位就是我们徐襄理。”吴姓职员指着中年男子给左先生介绍。

“徐寿先，左先生是吧，请问有何贵干？”徐襄理满脸堆笑冲左先生微微鞠躬。

“哦，徐襄理，是这样，这里有份公文请你过目。”左先生拿起公文包，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公文递给徐寿先。

徐寿先接过来一看，见是财政部的公文，上写：“见字即付来人法币贰拾万元整用于秘密公干。”

签署人一栏是用毛笔写的“巩汉章”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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