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战后披露的消息，在二零四五年，即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结束后，中国军方就做了一次针对俄罗斯的战略预演，随后在二零四八年，即决定DY-1量产之前，中国军方又做了一次战略预演，而这两次预演的结果既然不同，前一次以完败收场，后一次则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取胜。也正是这两次预演，让牧浩洋与戚凯威坚定了推进陆军战术改革的决心，并且为随后启动DY-2项目提供了机会。原因很简单，以DY-1为主力的战略空运力量，还不足以确保取得胜利。

当然，在大力发展战略空运力量的时候，中国空军没有忘记战术空运力量。

只是，在战术运输机项目上，起主导作用的不是空军，而是陆军，因为在新的战术体系下，战术运输机就是全电动的倾斜旋转翼飞机，而这些飞机主要供陆航使用，与空军基本上没有关系。

当时，空军的另外一个大项目就是战略轰炸机。

相对而言，战略轰炸机项目的进度在第六代战斗机之前，只是在二零五三年的时候，空军还看不到进行战略反击的苗头，而针对已有的作战任务，H-30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研制新的轰炸机。

结果就是，空军再次选择以改进现有轰炸机，扩大产量为主的发展路线。

所幸的是，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在全面战争中，不管轰炸机的性能有多么先进，首先都得夺取制空权。反过来，在已经夺取了制空权的情况下，即便轰炸机的性能不够先进，也能执行绝大部分战略轰炸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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