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时任礼科给事中亓诗教疏言时事，以汉、唐、宋三代为鉴，极论天下乱之将始，说：今日之边饷，取之愈穷愈急，用则愈滥愈空，以十室九空之民，半养有名无实之军，半饱有去之无来敌，此颇类似于唐代末年。河北、山东等处，生灵涂炭，盗贼四起，水旱蝗灾频繁，此则颇类于宋末。皇上至今不理朝政，不讲圣学，不祭天地祖宗，皇太子长期不出阁讲学，部院大臣久缺不补，诸臣无心用事，天人交变。“臣恐今日为治之终，乱之始也。”

而奏疏呈上，神宗不听。

这一本奏疏，分析得有理有据。今年年初山东爆发饥荒，虽是遣使救济，但却没有好转的形式。紧接着四月十九日，河南爆发了饥民起事。

内忧外患，内忧不断，令明朝无心这外患的逐渐壮大。亓诗教所言，言之凿凿，可惜神宗却没有听进去。

五月，江北、山东大蝗，积地尺许，流人集淮上三十余万。

六月二十日，山东午安饥民三千人发动起义。

七月，兵科给事中熊明遇以星变灾异上疏极陈时弊，进八忧、五渐、三无之说。望神宗能够痛改前非，重振朝纲。神宗得梳，依然如故。更有甚者，在朝中势力庞大的齐党首领亓诗教等人以熊明遇与东林党人相通的罪名，将他迁调宁夏。

十月，九边缺饷。阁臣一再请发库银济边，神宗却始终以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的婚礼不敷为词，加以拒绝。兵科给事中赵兴邦为此上疏道：今日一二百万两，扶之而有余；如等到将来边境问题愈加严重，即使是动用几千万两，仍然是不足以安边。神宗听罢，不得已同意以内库银三十万两及户、工二部银八十万两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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