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后，朱可夫和我坐上了索科洛夫斯基派来接我们的吉普车。车离开机场没多远，朱可夫忽然命令司机停车。等车停稳后，他又吩咐司机：“司机同志，你先下去抽支烟，等我叫你，你再上来。”

司机答应一声，推开车门便下了车，然后跑到跟在我们身后的卡车旁，和从驾驶台下来的警卫连的指挥员抽烟。

我扭头看了一眼正在抽烟的司机，随后一脸茫然地问朱可夫：“元帅同志，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停车啊？”

朱可夫出人意料地问我：“丽达，你有没有觉得瓦图京同志的死，很有问题啊？”

我听到他的这个问题，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我从赫鲁晓夫那里，知道瓦图京的死因是因为伤口感染，而斯大林又一直不批准使用青霉素所造成的后果。但当着朱可夫的面前，我绝对不能把真相说出来，那样的话，不光于事无补，反而会引火烧身。于是我只能装煳涂地说：“基辅的内务部人员不是已经将案子破获了吗？就是几个被德国人收买的医生和护士，在给瓦图京将军注射的针剂里，添加了能致命的毒素。”

朱可夫等我说完后，重重地哼了一声，随后用轻蔑的语气反问我：“丽达，难道你真的认为内务部所报告的消息，都是真实的吗？”

我没有在内务部报告的真假上纠缠，而是好奇地问：“元帅同志，不知道您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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