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苏联的主流媒体上都出现抨击沃兹涅先斯基的言论时，所有对苏联官场生态有所了解的人都已经知道一场新的派系斗争要开始了。

这场斗争，不仅仅是两个派系，两批干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同时也是两个意识形态和地方派别之间的斗争。

“西伯利亚派”在各大报纸上发文抨击沃兹涅先斯基的经济观点之后，“列宁格勒派”的人也开始发表反驳文章，认为苏联经济的赢利和亏损的核算，不仅不违背社会主义经济，而且在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中起着实质性的刺激作用。

列宁格勒派的人当中虽然不乏人才，还有为数不少的经济专家、理论专家出谋献策，但他们的评论却没有用太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的思想（斯大林本人并不认为有什么“斯大林思想”）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并不怎么符合当时苏联**所主张的路线。

相反，“西伯利亚派”的人就光明正大地引用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主要还是斯大林和列宁的）进行反驳，在路线上走得比较“正”，论据比较多，逐渐取得党内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虽然有不少人是看中了西伯利亚派路线更正，胜算更大的特点“押注”支持，以换取政治利益的）。

在路线之争上比较理亏，支持者比较少的“列宁格勒派”，只好逐渐将争论转移到其他地方上。

他们批评曼图洛夫所主张的优先发展西伯利亚、乌拉尔、中亚和高加索的主张，认为发展这些地区发展成本太高，而且没有足够的人力，在国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当把资源放在基础更好，发展成本更低的乌拉尔和西部地区（包括俄罗斯乌拉尔以西地区、波罗的海三国、芬兰、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和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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