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曾国藩在各种试探前都谨守自己的本份，没有作出逐鹿天下的尝试，这固然与其接受的教育和家学熏陶下形成的慎独思想有关，更重要的却是各种客观的条件和环境。

湘军成立以后，一直在与太平军作战，即便是后期总督两江，领四省军务，然而李鸿章的淮军在上海、苏南，左宗棠的楚军在浙江，沈葆桢在江西，胜保、苗沛霖在安徽，官文、胡林翼在湖北，还有河南的僧格林沁，清廷一贯使用制衡的做法，这些人根本就不会联合起来，即便是李鸿章也很难说，曾国藩根本没有造反的条件。

再说湘军虽然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湘军本身还是一支旧式军队，出名的军纪败坏，打下天京迅速腐化，也难以承担起开国的任务。

如今的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所谓的清廷的正统，被四省新政自治打破，与反传统反文化的太平天国不同，四省联盟打出的强国、富民、复兴华夏的旗号，虽然提倡新学，也同时高呼维护华夏正统，经过鸦片战争后二十年的潜移默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已经得到一部分读书人的支持，特别是年轻的士子，在华夏的宣传攻势下面，认同的人很多。

借着这次《瑷珲条约》的事情，四省联盟再度提出“联省互保”，以防清廷将“华夏的领土割与洋人”，虽然大家都知道兴安岭北面那些寒冷的雪原不能相提并论，但在华夏的宣传中，朝廷能将满人的土地割让，何况是老百姓的土地？这样的朝廷怎能给人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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