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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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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下午,雨势大起来,茅以升陪曾养甫去拍电报,走到白象街时,水花打得四面房上地上噼里啪啦地响,他俩从滑竿上飞速钻入电报局的门廊里,不过几秒时间,衣服前襟和脸上都就糊透了雨。等打完电报,看外面仍没有停歇的意思,索性就站在两扇雕花洋窗底下,隔着珐琅玻璃赏雨待晴。曾养甫笑道:“看到没有,大雨里面见天,不是你趁雨不注意、就是雨趁你不注意,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淋成落汤鸡!你去跟办事员借个毛巾,我们在这儿把衣服拧干。”

“为什么是我?”

“我要去了,不是逞官威吗?你好几所大学的教授,有清名,别人肯给你面子。”

茅教授无言以对,回去柜台站了一会儿,果然借了毛巾,还带回两杯咖啡,说:“这简直自欺欺人,他们认识你的印章,正愁不能拍马屁呢。要是这雨一直不停,或许晚上还会留你吃饭。”

曾养甫但笑不语。

茅以升道:“其实明天拍这个电报也成。我没想到你这么急着赶来,还把荷达(林继庸字)也叫来。你也不先商量商量。”

“商量什么,跟谁商量?”

“我是一时情急,怕白老板想不开,又有点儿义气感发,所以陪他来了。”茅以升踌躇道,“他要把工厂搬到四川来,一个丝厂也就罢了,你还怂恿他把棉纺厂也弄过来。”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向柜台上的小窗口看了一眼,“这两个厂是金家最大项目的财产,你要谈也该把明卿找过来,起码去个电报,问问金家的意思。”

小窗子露出办事员打毛衣的绿指甲。

“你现在倒想起来了。”曾养甫啜着咖啡,笑,“什么叫一个丝厂也就罢了?哦,我看出来了,他和明卿在闹矛盾,你充当判官,把丝厂判给他、把棉厂判给明卿?”说得茅博士直摆手,曾养甫还要赶着取笑,“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个才能哩!又能判离婚官司,又能代为分家。”

茅博士可听不得这种话,茅博士拿脚走开,曾养甫拽住他,笑道:“行啦,开开玩笑。我还没有问你呢,明卿现在是怎么回事?你没见着他?”

“没有,他家里人说他不在家,我觉得是在的,硬说不在,我也不好进去。”茅以升叹气,把那天的情形说了一遍,“我在半路上碰见白老板,哭得泪人一样,还不肯回家——多半是明卿心情不好,跟白老板拌嘴,拿他出气了。你没听他桌上说的?明卿什么都不管不问,蘅青去找他也是闭门不见,这样消沉,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振作起来。”

“年轻人嘛,是这样的,从小顺风得意,忽然经历这么大挫折,那可不就栽倒了吗?”曾养甫见惯不惊的神情,“长长见识也是好的,人生总要经历这么一遭。不振作就不振作吧,这不是还有白老板振作着么。”

“你这么看好他?”

“不是我看好,是他合适。”曾养甫放下咖啡,从怀里摸出烟盒,“唐臣我跟你说,别人家里的事咱们不要深究,也别管他们是不是真一家,白露生,既然敢拿这个主意,那就凭他说了算。从前金家势大,他只管做个金丝雀,如今金家有难,他肯出来主张,算他报恩也好、趁火打劫也好,我只看行动,不问他动机。”

这话果决得教人吃惊,还有一些摸黑路上见灯笼的迫切,茅以升一时无话相答,他咂摸出了一点儿别的什么了,想了又想,问曾养甫:“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

“下这么大雨,岂会没有风声?”

“真的要打?”

曾养甫含着烟,又看一眼柜台的小窗——两根毛衣针在小窗口里摇来摆去。他以手外请,茅以升会意,与他一起走到门外。这楼是中法合璧的样式,门廊极窄,短短一个拱门而已,因此无人在此避雨,曾养甫走到廊下站定方道:“我和你说实话吧,你也做一个心理准备——风声是有,只是不定,这个月中|共派人来南京见面,我给他们做的中间人。”

“见面?跟谁?”

曾养甫嗤笑:“还能有谁?”

茅以升愕然:“他倒也肯?!”

“肯?就是他自己主动去找的!陈立夫来问我,问我能不能试着和陕北通通消息,没他的首肯,陈立夫敢擅作主张?说了你都不会信,这就是去年十一月的事儿。”

“那不就是法币会谈之后?”

茅以升懵了,要是他没记错,去年秋天,南京方面是双管齐下地在剿共,​­‎军­‌事​‌­上穷追猛打,经济上也厉行管制,把通往陕北的粮道四川搞得鸡犬不宁。

谁能想到,这背后居然还能有暗送秋波的剧情,是不是太幽默了?!

“糊涂了,是不是?我当时也是下巴没合拢,还以为他要策反诏安——我想了几个月才想通!”曾养甫看他一脸的困惑,笑了,自己也颇觉黑色幽默,“咱们这位委员长,在中华民国耍三国呢——汪兆铭和日本人是一国,他自己是一国,国内这些反对他的、要统一战线的又是一国。江浙的财阀们,不把他的连襟、小舅子,放在眼里,不听他的话,他就借着汪兆铭的手,拔了商人们的翎毛,把财权攥到了他自家人的手里,这才敢和陕北谈判——他倒是很懂得什么叫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茅以升心中的喜悦来不及升起,腹内转了一圈儿,变成迷惑和叹息。他知道金求岳带头在孙夫人的倡议书上签字,戳了蒋氏的肺管子,也知道笑话一样的法币改制,最终受益的无非是孔宋二家——可他想不到剥开一层还有一层,蒋委员长打完了中|共又拉拢,用完了日本人又打日本,pua这套东西属实是给蒋委员长玩儿明白了。不知道被扔去农村的蒋经国少爷听说这事儿得是什么心情,这当爹的太不做人了——儿子要联合抗日,不行!二大姨要联合抗日,不行!我联合抗日,行!

反正什么事都要你说了算就对了哈。

沉默良久,他叹道:“这都是图什么呢?”

“图什么?十路诸侯伐董卓,原本是四世三公、袁家盟主,结果伐出个曹丞相来,叫他保了天子、得了大义;刘邦跟着项羽起兵反秦,最后倒把项羽灭了,自坐天下。自古来救国救民是一回事,救国之后谁主天下又是一回事,前车之鉴这样多,他生怕重蹈覆辙,又要守土、又要人望,既要驱虎,又怕狼顾,没有皇帝的命、倒有皇帝的毛病。”曾养甫将手一摊,“现在连我也疑上了,我和通了几个月的信,他又怕我的心向着了——刚接到的调令,派我到广东去,下个月就走。”

“下个月?”

“要不怎么说是赶巧呢?你要是晚来一个月,我就没这么好帮忙啦。”

茅以升默然不语,他头一次从曾养甫口中听到这么激烈的论调,但他完全理解他的愤怒——突然地把人扔到广东去,内地的工作怎么交托?谁又能继任?

用人又不信人。

他想说些劝慰的话,可是雨声太大了,使任何劝解的话语都显得疲弱无力。茅博士这两天真是为难,原本就不善巧言,偏生接二连三地担任安慰人的角色,共情地沉郁片刻,说:“唉,你别生气。”

“我生什么气?我不生气。”曾养甫鼻子里笑,“我只是厌倦了他这样把我调来调去,真论起来,广州市长,党内还认为我升官了呢。”

对于渴望权力的人们来说,两广归政,广州市长当然是个肥差美差,可是对于实干家们来说,他们讨厌功败垂成,浙赣铁路通行在即,开通、归属和运作都要妥善考虑,这时候把主持人遣到广州去做市长,真不知是弄权太精还是脑子太蠢。

不过做市长毕竟不是坐牢,真有什么事,也可以飞回来。

茅以升稍稍释然,忍不住问:“那——那南京的会谈,你们谈得怎么样?”

“怎么样?”他那不自觉地期待的语调,让曾养甫觉得可怜,还觉得心痛,笑了一声,“我只扮演一个传话筒,决策不由我来做,想法也不是我的想法。其实谈得成、谈不成,又有什么区别?抗战于我们来说只有态度、没有选择,难不成是我们谈不好日本就等着我们谈吗?”

门廊太窄了,避不得雨,风雨把他们的半边衣服打湿了。

他们沉默了好一阵子。

“唐臣,其实咱们俩在一块儿的时间不长,要不是钱塘江大桥、蘅青推荐你,你我也是无缘相识。”曾养甫将背贴着墙,躲一躲廊檐上溅下的水花,“但共事一年多、两年了,你应该很明白的,这些年我全力以赴地主持修建铁路,为的是什么——几年前我就到处游说、到处碰壁,我们的工厂全集中在沿海的门户地带,工商界舍不得江浙那块风水宝地,没有个牵头的他们不会动,这个牵头的要是不挣钱、他们也不会动。我一直在找一个想内迁、敢内迁的人,来给这些工厂主们做榜样——喏,这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你可知我来的路上,那叫一个心乱如麻,满心的事情想交付,却不知该从哪一桩交起。我怕他们要把这条刚刚建好的铁路也当成争权夺利的工具,我怕我去了广东就说不上话了。我接到你的电报,原不想理你,想了又想,我觉着跟你见一面也好,起码你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人,哪怕是说闲话也痛快些。再一者我以为明卿跟你们一起,如能叫他跟荷达一起筹备内迁的工作,那倒是水到渠成,他有名望、也会做生意——不想来的是个白露生,是谁也都无所谓了,有这个能力志气就行。”

这个国民政府到底有没有决心去打——他们有这个决心吗?有吗?茅以升想,这会谈十成终归又是搅浆糊,白白辜负许多人的心血和期待。这些热心热血的人都有下限,因此想不到弄权者在这局面里究竟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儿。日本人以战养战的策略还有谁不知道吗?东北和华北养肥了他们的陆军,外流的白银又养肥了他们的海军,每拖延一天,这些豺狼的根基就稳固一分,野心也成长一分。

“你不要觉得我又是空抱热情。”曾养甫道,“我也没想到这些事情能从九一八拖到如今,拖了整整四年,四年里既不打也不争,反而步步退让。或许,或许这些事情等我从广州回来也还是个筹备又筹备,还是等,可只要我们把所有准备做好,民心所向,总有一天能够形势比人强。他要是还有志气,能够见好就收,联共抗日、收复失地,那当然是最好,但如果协谈不成,长此以往妥协下去,再一次地被动挨打也是近在眼前的事——无论哪一种局面,都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生产的准备,这是你我力所能及、也仅所能及的事,东北沦陷了、华北也是门户大开,我不敢想象再退下去,我们要退到什么地方!”

天边响起雷声。

他们从倾泻的雨幕间望见电光,极明亮的一道闪电,贯通天地,接连不断地又是滚滚雷鸣。潮湿的雨幕把这个世界装在毛玻璃里面,模糊地、看不清楚,还有脆弱的感觉,仿佛随时随地都会碎裂,你不知道那里面会剥落出一个什么样的人间。茅以升手里还端着那半杯咖啡,这时候想起来要喝一口,却发现杯子里混了好些雨水,清浊相杂,仿佛此时的世道和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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