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单是唐政府外交部的鸿胪寺每年仅以“朝贡使者”名义为其发放的钱币就高达50万缗，仅仅只是招待他们的粮食一项费用，政府每年就得支出13000斛之多。可见，外商在唐版图内得到的待遇是何等优厚，然而这无疑成为唐代工商业者的沉重负担之一。

允许外籍商人在边境地区进行民间自由贸易，这对于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的流通是非常有意义的，当地居民会因此而获得实惠。相反，如果包括商人在内的外籍使节前来“进贡”时，唐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支撑帝国的门面，送往迎来，安全保障，赏赐丰厚。于唐王朝来说满足了其对“天朝上国”虚荣心的追求，一旦这种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对于外籍工商业者的优惠往往会到不顾及国力及百姓的承受能力的地步，而不再只是商贸活动中的锱铢必较的商业利润追求。

尽管有些大臣们顾及朝廷的面子，拿前朝的多种例子来与长孙凛争辩，无非就是要以国体为尊，不能在外人面前丢份。但这是不够的，并非前人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所以他们的论点也根本站不住脚，无论怎么理论都绕不出为了面子而牺牲百姓利益这个。

长孙凛则按以民为本这一论据，加上他超越上千年的世界观和知识，条条道理说得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再加上有皇帝认可的“水舟”之论为基础，大臣们即便是人多势众。有多张嘴巴，他们也难以说得过这个吃地米走的路比他们少得甚多的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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