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李孝恭可并不窝囊，他是很有主意的一个人。

在他向亲近臣下们说出自己的决定的时候，其实他早已派遣使者去了萧铣处，这个时间点甚至在金州失守之前。

也就是说，当他在察觉到形势不妙，又自感无法以蜀中之人力物力与敌人抗衡之初，便已有了决策，并付诸了行动。

而在这之后，他做了很多的准备，比如说召刘弘基回来议事，又比如说给柴绍写去书信，陈说利害。

再有就是今年的秋粮除了满足各郡之需外，一律运回成都，屯于库房之中，再比如他招揽的一些蛮族都从他手中得到了兵甲，粮食等辎重，开始准备作战。

还有就是对于各地的地方官吏，守土之将士，他都派了人去安抚，效果不晓得，只有临到战时才能看的出来。

李孝恭对此倒还有些信心，他认为即便李定安势大，军伍精强，可其人出身太低，应该无法得到蜀中官吏们的认可，即便为势所迫而献了城池，属地，之后只要稍有挫折，就必有反复。

其实按照他的看法，李破和薛举，窦建德，李轨等人并无二致，皆乃乱世之元凶，逞威之贼伙而已，若是承平时节，连给他们陇西李氏看门的资格都没有，如今乘势而起，不过能逞一时之威罢了。

天下那么多的世族子弟，又如何能让此类贼人得逞？

这是标准的门阀子弟的思维方式，起于秦汉，盛于晋末乱世，一直到隋末，其势日衰，可流毒依旧，并无根本性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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