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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顾炎武所言，中国是一个讲人情的国家，司法审判常常为人情关系所左右。就算是设立了议会制度，颁布了《弘武大宪诰》，中华帝国在制度上对权力实行制衡的民主政体仍然是不完善的。甚至连民间自由舆论监督的习惯也没有完全养成。比起拥有千年“公共舆论”传统，可以通过政治体系本身的制度结构，对权力实行限制的威尼斯共和国来。中华帝国从任何一个角度上来看，都还没有建立起可以遏制贪污的民主制度。然而就算是没有欧洲那样的民主传统，没有健全的民主监督制度，年轻的中华帝国依旧要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廉政制度。因为人类贪污的真正发生机制，并不是因为没有司法独立、没有舆论监督和没有高薪养廉。而是源自于人类本性中对**的无限渴望。

为了彻底根除官员贪婪的本性，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颁发了大量的法令，采取了各种酷刑。这其中又以明太祖朱元璋最为严酷。这位流民出身的开国皇帝对贪官极其痛恨。他发明出一个“剥皮实草”刑，专门对官员有效，凡贪六十两以上者要剥皮之后塞进稻草，悬挂在政府旁边专门的“皮场庙”里供人参观，以警戒他们还活着的同类。与对中层严厉相反，《大诰》对“安分良民”积极保护。朱元璋要求每户农民发《大诰》一册（就像现在的《减轻农民负担手册》）老百姓熟读大诰，一旦发现官员、豪绅违反就可以告发。明初严禁百姓私自旅行，《大诰》可以当通行证使用，朱元璋甚至曾经亲自接见过几个手持《大诰》上京告状的平头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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