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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上，现今中华帝国中致力于糅合新旧学说的学者并不仅有王夫之一人。中原儒林的中西之争亦早在明末起便已鸣锣开鼓了。这种争论最初起始于天文学。虽然之前中国也曾两度接触过古希腊天文学，一次是唐瞿昙悉达译《九执历》；另一次是元明之际传入回历。但这两次接触时中国天文学仍很先进，根本不存在外来者取代之虞。即使明代在钦天监特设回回科，回历与《大统历》参照使用，也未曾出现过什么“汉回之争”。直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这一优势才被逐渐打破。经过文艺复兴时代的努力，此时的西方天文学已发展到很高的阶段，相比之下，中国的传统天文学则明显的落后了。崇祯年间明廷决定开局修撰《崇祯历书》，这意味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历法将被西洋之法所代替。而历法在封建社会是王朝统治权的象征物，这样神圣的事竟要采用外来的“西夷”之法，对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士大夫来说实在难以容忍。因此《崇祯历书》虽在徐光启等人的努力下于1634年修编完成，在保守派的一再攻击阻挠下直至崇祯朝灭亡都没有颁行天下。与之对应的事实却是，在此期间中西法多次较量中，通过实测检验，中法没有一次能免于败北。

可如今的中华朝不但通盘全收了以西历编撰的《崇祯历书》，还在制度，乃至教学方面大肆引用西法。若说引进西方工艺学来制造天文仪器和大炮火枪已被中华帝国上下视作理所当然之事。议会、宪法之类的制度，也能被士大夫们视作一种清议手段，勉强接受。那以西学为本的新式学校的出现，则让士大夫们头一次感到了恐慌。在他们眼中从西方传来的技术与制度不过是“表”。而那些所谓的新学校，却在用“夷学”教化帝国的年轻一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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