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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武五年，西藏五世**应中华女皇之邀率员入京朝觐。随行的不但有黄教的诸多高级僧侣，更有不少出家的蒙古王亲贵族陪同左右。场面之宏大、壮观为历年少见。就连见贯了大场面的南京百姓在许多年之后提起此事，亦会神色兴奋地滔滔不绝说上一通。

事实上，这并不是西藏僧俗领袖第一次来中原朝觐。明朝自接替元朝起，便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力。当时的明朝为保证对西藏管理政策的连续性，对元代官职名称、品秩大部原状保留。故而对西藏主要采取了“因其故俗”的宽松政策。推行卫所制，在西藏中部和东部分别设立“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与“朵甘行都指挥使司”，隶属西安行都指挥使司，相当于行省军区机构，兼理民政。另在阿里设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封搠思公失监为元帅。完善了从指挥使、宣慰使到万户、千户、百户等各级职位及他们的职权和封建义务，僧俗官员均由中央任命。

此外，明朝鉴于当时西藏佛教各教派势力争雄，各霸一方的现实，一改元朝只推崇萨迦派一派的做法，对西藏各教派采取多封众建，凡有实力的教派首领，都赐加封号，使其为朝廷效忠。明朝先后赐封了噶玛噶举派哈立麻为“大宝法王”，萨迦派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对后来居上的格鲁派（黄教）释迦也失先封为国师，后加封“大慈法王”。这三**王中以“大宝法王”地位最高，噶玛噶举派最受重视。法王奉朝廷使命，行使地方职权。法王之下还封有“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大国师、国师等等。均各有管辖领地。明朝对赐封过的上层僧俗领袖人物都确立朝贡关系，特发凭证准予进京朝贡。每逢贡期节庆，各地僧俗首领都遣使或亲自来京朝贺，呈贡方物谢恩，朝廷对来使都给予大量回赐，其数量和质量均远远超过朝贡品。致使朝贡使团不绝于途，由此也密切了西藏上层与中原中央的往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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