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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陈家明谦逊地将中华朝在全球金融战略上的成就归功于女皇的决策。但这种经济戏法早在数千年前就被华夏的先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了。《管仲》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述，说是从前有个莱国擅长染色工艺，紫色的绢在菜国的价钱一纯只值一销金子，紫青色的丝绦也是一纯值一锱金子。在周地这些绢丝可价值十斤黄金。莱国商人知道后，很快把国内紫绢收购一空。于是周朝乘机用票据作为抵押，从莱国商人手里把紫绢全部收购起来。待到莱国商人卖光紫绢后，却发现自己其实只握有等于货币的周朝票据。于是只好用票据再向周朝回收钱币。而周朝则在此过程中达到了控制莱国的目的。《管仲》评价此手段为“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既利用任何可趁之机通过商业来控制他国。而如今的中华朝只是本着相同的原则，将帽子戏法玩得更复杂，也更隐蔽一些而已。

事实上，相似的情况还有许多。随着越来越多曾经被人差点儿遗忘的古代学说与书籍被人们逐步发掘出来。中华朝的臣民们顿时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的先祖并非是像后世一些儒家家者所记棕的那样耻于求利。相反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好利、好战、好地、好名、好欲的五“好”民族。既然被圣人一再夸耀、崇尚的周朝尚且如此。那作为后辈的中华朝与海外通通商，乘机扩展扩展地盘，收购收购它国的资源，也就成了传承先祖传统的一种表现。当最初地束缚被解开之后。许多事情也就变得容易接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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