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没人能真正体会得到中华帝国内心的矛盾与彷徨，但始终有人在观察着中华帝国的一举一动。他们中有些人含有善意，有些人怀揣恶，有些心怀敬仰，有些则带着有色眼镜。可无论是哪一种，这些观察从侧面构成了中华帝国的另一个面另一种风情。甚至有的连中国人自己都未曾注意过。

“亲爱的约翰，很高兴能与你恢复通信。漫长的印度洋战争阻碍了我们之间的联系。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也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收集在中国的见闻同你分享。我知道你一向对传教士们关于中国的描述嗤之以鼻。认为那些传教士不够诚实，认为法国的那些重农主义者在捏造事实。所以在写信时总再想但愿这上面的东西不要让约翰看着犯困。

好了就像中国人经常说的那样让我们‘言归正传’。从你上一次的信中我得知你为著名的辉格党领袖莎夫茨伯里伯爵医好的怪病，并幸运成为了伯爵的助手。而且在伯爵的资助下你还开始了《人类理解论》的创作。听到这些我真是替你高兴。我早就说过相比做一个医生，约翰你更适合成为一名哲学家一名政治家。而现在的英国也确实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人能将英国社会目前所普遍流行的观念用一种完整的逻辑结构将这些零散的观念组合到一起。

虽然我早就知道约翰你是个经验主义者，但我相信在著书过程中必要理论论证还是不可缺少的。而我作为中华帝国的皇家学士，恰恰有幸出入这个国家的上流社会接触各式各样的学者、文官以及将军，并且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来参与一场东方式政治哲学辩论。同欧洲一样一切的起因源于现实个人诉求与传统利益分配的矛盾，不过在中国这导火索却是由中华帝国的缔造者弘武女皇亲手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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