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那些勋臣贵戚和驻扎在徐州的靖难军统帅部三位正副统帅是典型的悲观主义者，他们对于战略态势的判断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朝廷之所以没有急于倾师南下，不是象他们以为的那样“有阴谋”，而是实在腾不出手。究其根源，还是因为明朝有个从不拿自己当外人的好邻居――鞑靼。

这还要从嘉靖二十四年年初鞑靼求贡一事说起。

过了一个君臣和睦其乐融融的春节，正月下旬，朝廷接到大同军镇急报：鞑靼酋首俺答递交了求贡书，并派其次子黄台吉为使，带着总人数三百多人的使团要入朝纳贡。

由于明朝以天朝上国自居，长期坚持“薄来厚往”的外交政策，蒙古各部随便赶上百十来匹赢瘦病马送到北京都能换到一大堆的东西。因此，在双边关系正常化的那些年份里，蒙古各部朝贡的积极性都很高，每年总要来上一两次，而且每次朝贡总是拖家带口一来就是几百上千人，白吃白住几个月也乐不思蜀，往往前使未去，后使又来。摊上这样热情的战略合作伙伴，明朝也没有办法，只能打肿脸充胖子，好吃好喝伺候着，临走还送上丰厚的回赠礼物，象这种掏钱买和平的“金援外交”、“凯子外交”，还美其名曰“优抚远人以示羁縻”。正统年间，因招待费、差旅费过高，搞得朝廷苦不堪言，权阉王振下令核查贡使人数，并违反惯例削减马价和回赠的礼物，双边关系急剧恶化，还引发了差点令大明王朝“gameover”的“土木堡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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