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这一下铸成大错
对石友三的“制裁”,实际上是与“吉鸿昌案”穿插进行的,地点都在天津。所以陈恭澍分了一下工,对吉鸿昌的侦察,由吕一民负责,王文则主要针对石友三做工作。
石友三在天津买了很多房子,都在租界里,据说他的姨太太一人一处,另外还有专门用于出租挣钱的,他本人常住的是日租界的一处楼房。
因此,制裁石友三的难点与“吉鸿昌案”不同,吉鸿昌在暗处,因此在前期工作中,主要精力用在了解其行踪上;石友三则在明处,知道他住在哪儿,就是下不了手。
第一,石友三的身边有五名带枪侍卫、两名日本宪兵,还有很多佣人仆妇,如果采用“拔据点”的方式硬来,势必伤及无辜,况且当时的北平、天津两站也不具备这个实力。
第二,石友三烟霞嗜好很深。凡好这一口的,有一个共同特点是懒,一天多数时间“赇”在烟榻上,作息时间跟一般人不同步。也不爱出门,即便出门,也只在租界内行动。另外,石友三是背着“通缉令”的人,出了租界,马上就会有不测之灾。如果要在租界里搞狙击,难度就太大了。
所以,直到“吉鸿昌案”结束,“石友三案”也没什么进展。
对此,陈恭澍倒是没说什么,但王文很着急,一是此案归他负责,二是自感在“吉鸿昌案”中丢了面子,挺好一桩露脸的事,结果弄得窝窝囊囊,心里“搓火”又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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