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皇恩浩荡，翁同书知道了只有皇上才知道的秘密

翁同书返回北京的这天，正好是咸丰二年（1852年）的夏至日。

按照礼法的规定，夏至是祭祀“皇地祇”的日子。这一天，皇帝要到方泽、也就是地坛祭地。因为一心想着汛期即至，翁同书觉着必须立刻见到皇上，以争取朝廷尽早下拨淮河防汛的资费。因此，他连家也顾不得回，就直奔安定门外北郊而来。到得地坛，才知祭地典礼已经完成，而皇上则移驾去了瀛台，于是，他又往瀛台赶来。

皇上在涵元殿召见了他。

此刻翁同书就跪在皇上面前，而皇上则坐在御案旁用心地看着他呈上来的奏章。奏章是他在返京途中就写好了的，其中禀奏了四桩事情。第一是关于今年淮河防汛的费用；第二是关于孙叔敖祠的情形；第三是关于淮上灾情百姓饥馑的见闻；第四是关于要求各级官吏对民间团练武装严加管束的建议。

这奏章是他一再思量才壮着胆子写出来的。因为所奏的四桩事，没有哪一桩能让皇上高兴。你瞧，这要银子、要粮食、申法度、严纲纪，哪一桩不是令皇上头痛的事？当知朝廷现下是国库空虚仓场空乏，别说是赈济灾荒，就连前线剿长毛的钱粮也没个出处；而作为国家脊梁的官吏和富绅，又太多鲜廉寡耻之徒。那申法度严纲纪又谈何容易？

想到此，面对着这位刚满二十一岁的年青皇上，翁同书此刻真得为自己的直言不讳而感到有些后悔了，然而事实却不同于他的想象。他瞧着瞧着，竟瞧见皇上原本紧蹙的眉头忽然舒展开来，接着就绽出来笑意，等看完奏摺，那面孔竟变得欣喜若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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