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场回来做的第一件事，是从牺牲的烈士的档案中抄下烈士父母的地址，给每家写下一封署名“毅雄儿”的认亲信，附上一张汇款单，那是他把参战一年多攒下来的1300多元工资分成的若干份，后来联系了副连长孙兆群，得知他也是这么再做。

王毅雄和孙兆群一直心怀歉疚：他们带着这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出去打仗，却没有将他们活着带回来还给父母。他两总记着自己是战士们选出来的突击队长和副队长，“那是真正的民主，战士们选最信任的干部，让他带你去作战，干部们再选最信任的战士。那是把命交给你的信任，他们选我，我很自豪。”

他开始持续资助烈士的父母和亲人。谁的父母病了，或兄弟姐妹要上学、工作，王毅雄和孙兆群总是忙前跑后，出钱出力。对于伤残的战友，王毅雄、孙兆群是有事就能求助的老大哥，是心理医生，有时还是红娘。

有时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解决起来也大费周章。立了一等功的烈士于庆玉，骨灰一直放在平阴县骨灰堂，他妈妈要求把儿子的骨灰移到烈士陵园，孙兆群知道这事后向县里催促十多年，得到的答复总是办完了，于庆玉的妈妈却总说没解决。

2000年，在北京读研究生的王毅雄得知消息后趁暑假叫上孙兆群赶到平阴，在骨灰堂的300多个骨灰盒中一个个找，果然有于庆玉的。孙兆群当时气疯了：“我脑袋炸了，他娘的被别人愚弄了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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