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权力结盟而致富，使其财富的获得具有原罪，这种原罪导致一种恶性循环，随着财富的增加，巨商对权力的依附只可能越来越强而非相反，商人对政治权利的要求，从来不敢像诞生时期的英国商人那样，以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与权力握有者博弈，只能仰权力鼻息，或者用金钱支持某个官员为自己谋利。※※如此，与权力结盟只会使商人更加骄纵，于是，“为富不仁”几乎成为公众贴给富商的标签，而权力掌握者利用“告缗令”发动群众运动往往很有成效，在权力和民粹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商人和商业，在千年的帝政时代里，其生长必定是畸形而艰辛的。依附权力的商人得志时威风八面，但一旦得罪了权力，顷刻就可以使其破产，甚至不保身家性命，明王朝定鼎南京后，江南首富沈万三被朱无璋随便找个理由抄家、充军便是典型的例子。

当商人阶层不可能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甚至他自己最基本的人身权、财产权得不到保障时，他们怎么可能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古代商人一掷千金为善，多半是两种情况，一是基于熟人社会的伦理道德造福乡梓而获得光宗耀祖的快感，因此那些远离故乡的陌生社会里，坑蒙拐骗无所不干而暴富的商人，回到故乡却成为一个乐善好施的谦谦君子。二是取悦于权力，在权力的要求和暗示下“乐捐”，来支持官府的事业，当然也包括赈灾、兴学这类公益事业，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商人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因素，但对多数商人来说。讨好官府的成份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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