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

“敌之畏者，中国之民心；我所恃者，亦在此民心。纵洋人机器愈出愈奇，我不可效日本覆辙，为所愚弄……事事师法西人，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也！”

“中国以章句取士，正崇重尧舜周孔之道，欲人诵经史，明大义，以敦君臣父子之伦也。人若不明大义，虽机警多智，可以富国强兵，或恐不利于社稷……”

如此这般的奏折，如同雪片一般飞来，大有将“海防派”一举淹没之势。

尽管清议汹汹，但令李鸿章等人感到欣慰的是，士林这一次难得的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

监察御史司马渊在奏折中破例的引用了林义哲《西国圣道考》里的话，认为既然“中西圣道同源”，则“西国之富强”，除了“机器之机巧”，亦有“圣教忠义之道”，他认为二者不可偏废，既然中国在“机巧”方面有所不足，那就应该学习西方，“取彼之长，补中国之不足”。因而他在奏折中表示了对海防建设的支持，但他仍然强调，“海军之设，当以忠孝节义为本”。

另一位御史周元宏则上书说，“圣人以天地万物为师”，学习西方是应该的。西方无论海陆军皆强于中国，中国无论海防还是塞防，都应该向西方学习，他也引用林义哲《西国圣道考》当中的话说，既然西方国家学习了中国的圣贤之道，“政教大兴。文物阜盛”，圣贤之道是中国所长，西国都愿意学习，那么对于“机器奇巧”等西方科学技术，中国也应该学习，并且还要有所发展，争取超过西方。他在自己的奏折中还引经据典的考证说。宋明时“机巧之学，中国犹在西国之上”，西方从中国学习了不少科学知识，并发扬光大，至有今日西方科学之兴盛。而现在西方既然在这方面超过了中国，那么中国就更有理由和责任将这些再学回来。是以学习洋学，也不至于让中国的人心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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