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元至元二十一年，当阿里海涯领兵进入袁州（后世江西的宜春市）时，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许这可以视作北元在南方的某种收缩。

潭州，也即后世的湖南长沙市，是原先宋帝国荆湖南路的治所所在。北元设立湖广行省后，它的行省治所也放在了此处。

事实上，元代对湖广行省的控制，无论是从行政上、还是从军事上来看，其重心一直在湖南。这是由于当时的广西大部分地区，只能算是蛮荒之地。再加上北地之人不耐南土的暑热，如果不是这个时空里琼州被宋室占据为乱，实际上北元应该在至元十八年，就从潭州北迁行省于鄂州，即后世的武昌、三国时的江夏郡。

阿里海涯是绝对不会容忍江南西路被对手控制的，因为从地理上看，潭州与江西的袁州紧邻，它辖下的醴陵与袁州的萍乡（后世萍乡市）以省为界。而且在宋代，这里就是进出江西和湖南的交通要道之一。

一句话，一旦宋军控制了江南西路，阿里海涯的“省会”就等于是直接暴露在别人的威胁之下。这个“假牙”焉能弃江西于不顾？

阿里海涯实际上是在三月收到来自大都的诏令的。在这些诏令中，忽必烈除了明示给他增兵，升他为湖广行省左丞相、兼江西宣慰使，还授予他在前方生杀予夺之权，更强调了“各地不得擅弃”。

而伯颜则以朝廷同知枢密院事的身份，向他晓以湖广行省的重要性，并要求他密切注意琼州兵是否“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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