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追溯起来，真正让蒋介石对游击战术产生深刻体验的应当是红军的几次反“围剿”的战役。1930年12月至1933年3月，国民党对**红军进行了四次“围剿”，均遭败绩，这一惨痛教训促使国民党开始研究红军的战术及应付对策。

五次“围剿”红军的经历，对国民党军事思想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国民党从中了解和熟悉了红军的游击战术，并且着手研究和运用。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参加过“围剿”红军战争的将领对于红军的游击战术记忆犹新，容易接受和运用这种战术去抵御外侮。国民党抗日名将关麟征说：“只有用红军打我们的战术，才能打倒日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国民党内许多将领和战略家意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而也在认真研究应敌方略。特别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军基本上是实行深沟高垒式的阵地战，但却屡战屡败，损失惨。，国民党内部研究游击战术的风气便日炽一日，许多富有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著书立说，纵谈游击战的妙法，从而推动了敌后游击战的理论研究。

这其中，新桂系编撰《焦土丛刊》，蒋百里著有《新式游击战术纲要》，冯玉祥著有《抗日游击战术问答》，黄绍?著有《游击战的理论与实际》，甚至连文人政客也纷纷对游击战品头论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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