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了“俘”字的奥妙，咱看看公开的资料里是绝对没有的一种工作的名称，还有大批从事这项党的秘密任务的人们的坎坷历程。

1942年晋察冀搞精兵简政，一分区将在平津大城市中有亲属关系的干部调离，聚集到晋察冀社会部学习地下工作。学习结束后，派去搞地下工作。这批被派去搞地下工作的干部，最成功者如万一，解放后一直高居北京市领导岗位。失败者如薛世聪，解放后很长时间一直保持不能暴露的“特情”身份，好像在继续从事地下活动。

什么是“特情”？咱们就揭秘式的解释一下。

全国解放后，原本做地下工作搞情报的同志，只要你过去的侦察对象还在，不管现在是起义人员、统战对象还是社会人士，你都不能公开你的我党情报员的身份，要继续监视下去。担负这样特殊身份的情报干部就称为“特情”人员。

比如傅作义身边的地下党员，八十年代才公开身份。1957年章伯钧、罗隆基被打成右派，身边就安插了冯亦代这样的“特情”人员，时刻向有关方面汇报他们的言行和思想动向。

有人就要问了，战争年代的特殊情报需要的产物，那时至今日，中国大陆还有没有“特情”人员？

当然有，而且数量不少。对被打下来的“89”分子，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反*小组的成员（注意，不是“*分子”，是反*分子），对被打成什么功的那些分子，包括对活跃在海外的那些民运分子当中和“轮子”当中，有关方面都会安插下利用各种身份作掩护的“特情”人员，以便及时了解反对派（是“反动派”吗？当然不是）的动向，有助于职能部门预先采取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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