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同当事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一分区史研究人，我最初接触朱遵斌一案的有关史料的时候，对杨成武充满敬佩之心。因为我认为他在对他的老部下朱遵斌的问题上采取了慎重和拖延的态度。

先从事情的起因谈起。

1940年的2-3月间，一分区发生赵玉昆叛逃事件后不久，接管赵玉昆原塘湖一带驻地的是三团，那一团哪里去了？当时一团两千余人在团长宋玉琳、团政委朱遵斌带领下，奉命集中阜平，同四分区五团（团长陈祖林、团政委肖锋）在一起，组织南进支队。南进支队司令员陈正湘、支队政委四分区政委刘道生、支队参谋长晨光。加上来自冀中军区的一个旅，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亲自带队，奔赴晋东南参加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的“反顽”战斗。

在这场连续的战斗中，陈正湘指挥的一团、五团都表现不错。特别是一团，在3月8日的关键战斗中，宋玉琳、朱遵斌亲自带领一团的二营、三营，直接冲进朱怀冰九十七军军部，将朱怀冰的老巢一锅端掉，活捉了朱怀冰的参谋长和三姨太。

问题就出在一团将朱怀冰的老巢端掉时，并没有缴获到大量钱财或“金银细软”。这是后来杨成武怀疑朱遵斌并给朱遵斌定罪的重点。因为自红军时期起，军队打仗与筹款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可是养军队的活命钱。到了八路军时代，这个传统也延续了下来，八路军打到哪里，缴获品就是“以战养战”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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