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老话，叫：“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作为后来人和旁观者，也作为一分区史的自由研究者，我以为主要依据，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去看当年的历史问题，所以也许能发现一些不同的问题。但在把握不准的情况下，我只提出问题，不去解答，不给结论，留待以后的晋察冀抗战史研究者去自己得出结论。

这是系列陈正湘文章的最后一篇，将对某些问题提出质疑。我从不坚持“真理在我的手里”，可能我的质疑是错误的，多此一举。我仅是从我的研究中，提出我的疑问而已。

在有关黄土岭战斗的历史文献中，我认为，最全面也最具权威性的，是杨成武在1939年12月14日上报晋察冀军区的。杨成武的杰出军事素质，在每期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分析研究的极为透彻。作为对一分区主力团大小战斗都了解得比较多的人，对比来细读代表着杨成武军事思想的一份份，每一次都感到收益不小。

反观之，杨成武1939年底写的专门供宣传使用的《“名将之花”命丧太行山——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以及1957年8月2日，杨成武在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重新刊登了这篇文章，“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忆击毙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阿部规秀中将的黄土岭战斗前后，就觉得泛泛了许多，不如那样的军事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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