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天在一分区发生的杨上堃事件，不管你再怎么解释和美化，它都是一件“家丑”。既是一分区的“家丑”，也是晋察冀的“家丑”，最后还是我党的“家丑”。在最后检讨杨上堃事件的领导会上，杨成武掉了眼泪，这也是很不常见的。

从身世归属上追溯，一分区的抗战干部，许多人都有“杨粉”情结。“杨粉”是今天的时髦用语，用大白话说就是“杨成武的粉丝”。而且这些一分区干部坚持“杨粉”立场到了“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地步。

有了这个思想框框和前提立场，一分区的干部也就会形成：凡是在一分区，杨成武支持的我们都要支持，杨成武反对的我们都要反对。那阵势，和文化革命中对m主席的态度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凡我能了解到的，那些被杨成武枪毙的、斗争过的、“请出去的”，基本上都有某种性质相当严重的政治问题或道德问题，因为这些人本能的认为：杨成武那么高的水平，是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1950年1月，解放之初，三个一分区出来的家乡只相隔几里地的湖北老乡，结伴返乡。在火车上，他们谈起他们三个之所以能活过抗战年间最艰苦卓绝的那些年头，看到胜利的今天，跟杨成武的关照和赏识，把他们三个一直留在一分区机关是分不开的。中国的念书人自古有个传统，就是“士为知己者死”。所以在火车上三个人感叹，杨成武的大恩大德是永远也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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