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内政治上威势不足、对敌军事上实力不如的赵王，面对救与不救韩国？单独救或是联合别国一起救？联合这国还是联合那国？联合一国还是联合多国？立即救或者暂缓救？在这里救还是在那里救？一连串的人员、时间、地点等等关键要素问题，不敢乾纲独断、草率结论、轻举妄动，要多方倾听君侯公卿、将相老臣们的意见，集思广议、群策群立、三思后行。然而，精英们见仁见智的耿直建言，反而使无所适从的赵王，真正体会到了老子所说“多言数穷”的含义，头晕得找不到北。

赵王晕场，说明一个道理，遇事，并非总是越辩越清，相反，往往越搅越浑。也说明赵国缺少秦孝公的公孙鞅，秦惠文王的司马梗那样雄才大略的将相，能够在大是大非面前，有理有据地驳倒反对派，促使君主下定决心。

专门与道家鼻祖老子过不去的赵王，要有所作为——力争上游，又不愿明目张胆地跟着秦国学用拳头说话的霸道，要假猩狸地学儒家救危扶困的王道。然而，儒家开山鼻祖孔圣人，编辑颇丰，成捆垒垛，一时解不开、翻不完。况且，孔子说过的话是学生们的事后补记或别的学派反面教材。事后补记而不是课堂笔记，不仅没有经过老师审改，而且只言片语，挂一漏万。虽然不能无凭无据怀疑学生们各有所好，各取所需，断章取义，甚至无限发挥、夹带私货，但也有可能太专心，把“举烛”（抄写时让侍者举灯照明）之类的词语无意写了上去。唯有孔子韦编三绝的《周易》，留有孔子的真笔迹，值得信仰。因此，赵王尊照孔丘的徒孙吴起兵法所言“有道之主……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吉乃后举”的教诲，参照秦国派在赵国的人质王孙异人的辅臣尉缭才发表的“凡战，应先‘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的新论，请卜师来凿龟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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