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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在称帝之前,就以“副君之重”主持文坛,与吴质书说道:“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可见当时曹丕和文士们是很亲密也是很投机的.
从他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以看出曹丕对文学是很重视的。而他的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乃至整个文学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便集中的表达了他的见解:
首先,在中,曹丕通过比较分析研究了文学和其他著作的区别,研究了文体对风格的要求,从而第一次提出了文体论,其中说道:“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即是从根本上说,文章具有共通性,但因体裁不同又各有要求和特点。且看曹丕之前,先秦时代,文史哲相互夹杂,浑然一体,着眼点在“本”而不在“末”;两汉时期,虽然儒家著作被排除在了文学之外,但也没有系统性的提出文学的体裁和类别。把“本”,“末”结合起来提出文体论的这一创造性观点的,就是曹丕。
当然,曹丕对文体的阐述也并不十分具体,但他的观点对后来文体论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唐魏征的中的就可以说是对曹丕的观点的详细阐释与发展,其中“不尚其辞丽,而贵其存道”就是曹丕的“书论宜理”的意思,桓范批评汉碑铭文之虚妄就是对曹丕“铭诔尚实”的阐释,又如刘勰二十一篇都是从文学本身出发对文体论的研究,后来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所分立的“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科也完全与曹丕的“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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