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新政开始实施后的第二年。

这一年中华民国通过规定商品生产规模、市场分配，成功的将大量民资淘汰，同时也让经济开始重新复苏。

过剩的产能经过不断的调整，实现了国家工业的复兴。而且淘汰了落后的产能，保留了先进的产能。

在民用商品方面，基本上发展得已经差不多了。

特别是经过一年的调整，中华民国从经济大萧条中的两亿工人的失业，变成了失业人口已经不到十万人的华丽转身。

这样的华丽转变的背后，也体现出了国家的强制性力量。

那些被淘汰的小商店店主，以及餐饮业小店主之类的从业人口，在被取缔之后，不少都被军方雇佣，转入从事军方后勤、生产、建设行列。这样的制度，和德国差不多。不过中华民国给这些失业的人口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就业选择。

后世一提及德国将那些取缔的手工业、小店从业者拉去军营里当劳工，都大多持贬低的态度。但是德国这一时期，工人福利和待遇都是有所提高的，军方雇佣的工人，意味着福利更能够保障。尽管使得很多手工业、小店主失去了更高的收入，但是当工人同样能够给他们带去稳定的收入。

那些个体户，很多时候命运中更多的是在赚取偏财，劳动性的正财他们未必有那个命运。而国家用军方来雇佣他们，则是强制性的，是对命运惯性的一种碾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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