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二章思量改革

王安石被称为“伟大的改革家”，不过他的“改革”不仅没有实现富国强兵，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许多造福万民的“善政”逐渐沦为与民争利的“恶政”，支持改革的“元丰党人”与反对变法的“元祐党人”势同水火，重演唐朝牛党李党争斗的荒诞剧。王安石的“新法”甚至成为大奸臣童贯、蔡京剪除异己的“大杀器”，“改革”不仅变成了“掠夺”，甚至变成了“秉政”。

王安石“改革”中从“善政”沦为“恶政”最经典的就是“青苗法”，本是为了减少老百姓受到高利贷的盘剥，从而政府提供低息贷款。如果“青苗法”这种“政府信贷法”采取“自愿”原则，它当然是“善政”，老百姓可以选择是否向政府“贷款”。不过，一旦将“政府贷款”数量多少变成官员考核对象，那么官僚就会为了政绩考核不惜“强迫”老百姓借贷——对于不需要借款的普通老百姓而言，再低的利息也是利息，何况“强迫”借贷难免会发生“层层加码”的利息翻番。

王安石过于相信政府官员“造福万民”的“服务精神”，忽视了权力滥用必然助长官员“权力寻租”甚至“权力掠夺”的能量。这种“政府办企业”的模式，从汉代“盐铁专营”以来就一直是民间诟病的乱政——政府没有“提高服务降低成本”的竞争压力，它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超额利润。政府与企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政府是“垄断经营”，它没有任何竞争压力，“仅此一家别无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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