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子盖并不认同崔赜的办法,更不敢把拯救东都的希望寄托在以鲜卑八姓勋贵为主的虏姓老贵族集团身上。

这一政治集团在大一统改革中立场保守,与圣主和改革派冲突不断,大业三年的榆林事件中,鲜卑勋贵贺若弼、宇文弼就与高颍一起被杀,其后八姓勋贵日渐衰落,以元氏为首的鲜卑豪门无奈之下,只能在政治上采取骑墙策略,哪边风大就往哪边倒,既不敢与风头强劲的改革派针锋相对,也不敢与保守势力携手结盟,而改革派则对他们保持着高度戒备,保守势力则竭力拉拢。去年的政治风暴中,鲜卑勋贵于仲文倒了,刘士龙亦被斩杀,虏姓老贵族再遭重创,这使得汉虏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再度升级,虏姓老贵族与圣主和改革派之间的冲突也达到了顶点。

在这一政治背景下,樊子盖有理由认定,以元氏和鲜卑八姓勋贵的立场和手段,在今日东都危局下,他们必定冷眼旁观,浑水摸鱼,趁火打劫,甚至落井下石,指望他们坚定不移的支持圣主和改革派,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京畿卫戍,还有荥阳、河阳、偃师和柏谷四大都尉。”樊子盖不好直接否决崔赜,只能旁敲侧击的予以提醒,“而这四大都尉中,荥阳都尉和河阳都尉都会倾尽全力支持越王,但你为何视而不见？”

荥阳都尉崔宝德是博陵崔氏的少壮中坚,理所当然支持越王,而河阳都尉与博陵崔氏的关系同样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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