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皆无语,就连年幼的越王杨侗都觉得韦津这个民部侍郎做得太过了。

东都和西京的矛盾太大,迁都的背后不仅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是关陇贵族集团及关陇地区利益的损失,是关陇人、山东人和江左人之间的激烈博弈,还是改革和保守、中央集权制和门阀士族制之间的一次强烈碰撞,所以都城虽然迁了,甚至迁都快十年了,但因为改革和保守这对核心矛盾越来越大,关陇人又竭尽全力予以阻挠,再加上圣主一次次南下北上巡视四方,还连续发动了西征东伐两场对外战争,导致中央始终没办法把精力完全集中到迁都一事上,很多细节性的和根本性的工作都没有完成,甚至有些工作因为阻力太大都没有正式启动,结果便形成了两京共存之政治畸态。

两京共存的政治畸态,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城池、禁中、中央府署都去了东都,人也去了东都,但心却留在西京,东都只是个躯壳,而西京则是灵魂。这种政治上的妥协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关陇、山东和江左三大政治集团对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也不能理解为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更不能将其解释为中土发展壮大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而是对国之权柄的一种人为的割裂和伤害,集权的步伐迈得太快,走得太急,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土所能承受的极限。中土历经四百余年的分裂和战乱,刚刚统一不久虽然吃饱穿暖但距离元气的恢复尚遥遥无期,它终究还很虚弱,任何急功近利或者拔苗助长的不当疗法都会给它以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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