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商税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不独是前明在这个问题上无计可施，就是满清也没有多少办法。道理也很简单，农税和土地挂钩，地是跑不了的，只要根据土地多寡、肥瘦征税，总归能收到许多。

可是商税该和什么挂钩？商铺？流通？工场？这里面涉及到的门道就太多了。商铺的地段好坏，商人的经营手段，还有工场产品的销售情况，都很难界定。如果用一刀切的法子可就太不公平了，比如朱济世开的汇丰银行能和同样面积的米铺按照一个标准收税？如果要根据商户的利润多寡和营业收入多少抽税。公平倒是公平了，可是这个商人多狡猾啊！他们肯老老实实申报自己的收入？这个时代又没有后世那种严格的审计和发票制度。而且朱济世的大明朝也不可能养一大批精通商务的税官去征商税——真要养了也保证不了他们的廉洁高效，准保是一堆贪官污吏！

因而满清的商税体系其实比前明强不了太多，除去盐税、关税（包括内地的税关）之外，也收不到几个税。而且盐、关二税背后的贪腐问题多得真是数都数不过来！不过满清也不会让商人闷声大发财，他们的办法就是养猪杀猪，所有的商人在满清朝廷眼里都是一口口的肥猪，什么时候需要用钱，就强迫他们捐纳报效。每一朝都有不少豪商被没完没了的捐纳报效逼得倾家荡产。在这样的体制下，商人自己都把商业当成了末业，通过商业的所得都想换成田产固定下来，传给子孙，根本不会工商之事上不断投入。产业革命什么的，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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