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提出的政策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中国历史一直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大的趋势都是民族融合，而汉民族则作为一个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一直承担着将各种各样的族群融合为一的责任——实际上汉族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在长期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还吸收了不少其他民族的传统和习俗。到了民国时期，汉民族的习俗和明朝、宋朝可以说是完全不同了，和汉民族形成之初的汉朝相比，恐怕差距就更大了。

实际上，后世的大部分民族都是千百年融合的结果。如日本民族就融合了来自中国、朝鲜的移民，来自西伯利亚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的虾夷人，还有琉球岛的琉球人。而朝鲜民族许多大姓的族谱上，都能追溯到中国——他们都是中国移民的后代。而东南亚的许多民族，也都是有华人血统的。

而在千百年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中，中原王朝也早就总结出了一系列融合的经验和办法。比如从分封土司到改土归流就是一个完整的融合流程。前者相当于民族自治，而后者就是民族融合的完成。可见，古代王朝的政策都是将民族自治当成民族融合的手段。由自治开始，以融合结束。不论土司管理也好，羁绊统治也罢，目的都是为了最终的融合。

当然，这个最终的融合不一定能实现，失败的例子也有很多。但是古代中原汉人王朝，甚至包括满清，他们路数都是以自治促融合，从来没有在已经融合的地盘上搞土司制的。只是满清的民族融合并不包括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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