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一

一谈到“性”，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或曰**。中国人历来是避讳谈性的，以为性是低俗的、猥琐的，甚至是龌龊的、邪恶的，会玷污人们的心灵，会影响家运乃至国运。虽然人到一定年龄之后都会**，虽然正常的夫妻之间都会**，但此事可做而不可说，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在我年轻的时代，性禁忌的文化传统在红色革命的旗帜下被宣扬至极端，不仅性不可言，情亦不可言。于是，我辈就形成了“性语言障碍”，即使在有了多年的性生活经验之后，仍然感觉难以启齿，但骂人除外——于自己心爱之人不可言性，于他人之母却可大肆言性。受这种“贬性文化”的影响，我在后来撰写小说时便有些偏执，似乎只有反面人物可以有性行为，而正面人物的爱情都应该是“无性”的，以至于一些读者批评我的小说不真实。例如，著名法学家张卫平教授说我的小说“太干净”；著名作家莫言先生说我的小说主人公“太矫情”。后来，我进行了认真的反思，而今年夏天的欧洲之行更使我“被洗脑”。

今年的暑假对我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我应德国马普国际刑法研究所的邀请来到弗赖堡，进行讲学和学术交流。弗赖堡位于德国的南端，毗邻法国和瑞士。城市不大，人口约20万。那里是德国有名的“黑森林”地区，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两个月的时间内，我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在轻松的生活氛围中，近乎不受干扰地享受假期的悠闲，随意地看看异国风光，率性地写写游学札记，甚至还有了阅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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