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底，总理衙门请旨创立京师同文馆，招收十五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学习西方语言文字。这虽是一所新式学校，由于只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学生限于八旗子弟，并未遇到阻力。到了同治元年，奕訢再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奏请在同文馆内另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算学，招生的对象也由八旗子弟扩大到了二十岁以上的满汉举人、五贡（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都算正途出身资格）、秀才，以及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年少聪慧的官员，聘请洋人教习。朝廷批准照办。

不料这件事却在一些士大夫中间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人指出，以堂堂天朝竟要拜夷人（即洋人）为师，实乃中国人的奇耻大辱。

恭亲王毫不气馁，同治元年九月初一又上一折，进一步说明开设天文、算学馆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还提出将招生对象再扩大到翰林院编修、进士等人。太后又予批准。

这一来，可极大地刺激了道学先生们的敏感神经，引起京师内外的一场轩然大波。

九月五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发难，上折说：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 .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臣民有了气节，“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令正途科甲人员学习“机巧之事”，又借升官、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这无异于是说奕訢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把国家引向歧途。此折虽“为一时推重”，不过他人微言轻，朝廷没有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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