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送到大理寺。涉及到很多人，可是卷宗却不多，而且大部分都是口供。古代对诉讼程序的不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案件由大理寺刑房书吏若干人组成审理组进行初审，然后提出判词，再报送给萧家鼎这位大理寺卿元绍的执衣。由他提出意见，再报元绍审定。其中，皇亲国戚等符合“八议”条件的，要等刑部核准后提交朝堂会审，当堂提出处刑意见，最后由皇帝定夺。这是正常的程序。

卷宗报送到萧家鼎里的时候，萧家鼎最先拿起的是判词。因为这个案子是谋反，在作出最终裁判之前，是不对外公开的，包括大理寺作出的一审判决，都对外不公开。所以萧家鼎无从知道判决结果。他最想知道的，便是蜀王李恪夫妻的命运。

看见的是两个冰冷的字眼：“赐死！”

萧家鼎愣了半晌，又赶紧找出卷宗翻阅，直接翻到蜀王李恪的卷宗，依旧是华丽的骈文，痛斥李恪的不忠，除了那封韩冰蝶伪造的谋反信之外，没有其他实质性的罪行。

萧家鼎知道，这个案子是长孙无忌一手操办的，一审的结果，绝对也是他的主意，肯定是报请了他同意的，也就是说，即便是他这个来自现代社会的专门研究“唐律”的法学人士，也没有办法从法律角度去拯救李恪夫妇。因为在古代，法律的权威远远抵不上皇帝或者权臣的命令。法治在人治的土壤上是不可能结出丰硕的果实的。要是违抗人治者的号令，除了惹火烧身之外，没有什么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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