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二年，担任福建代牧的法国外方传教会士颜当突然下令，禁止辖区内的中国教徒祀祖敬孔。因此，中西方礼仪之争进入了**，在中国和欧洲引起激烈争论。康熙三十九年，闵明我等耶稣会士联名上疏，一方面表明耶稣会士对中国礼仪的看法，一方面请求皇上颁谕，证明中国礼仪与宗教无关。收到奏疏的当天，康熙帝就朱笔批示：“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耶稣会士收到之后，立即派人送往罗马。

教皇格勒门十一世无视康熙帝的看法，于作出了关于禁止中国礼仪的决定，并派遣多罗出使中国，解决礼仪之争。

多罗抵华。康熙帝接见了他，对他以礼相待。康熙帝耐心地向多罗解释中国的礼仪，说明祀祖、祭孔、敬天决不是迷信。可是，多罗顽固坚持禁止中国礼仪的立场，并召颜当入京，让他向康熙帝论述教廷有关礼仪之争的决议。

面对传教士内部的激烈纷争，康熙帝谕令凡在华传教士均须领取清廷的信票，声明永不返回西洋，遵守利玛窦的规矩，顺从中国礼仪，方可留居中国。否则绝不准在中国住，必驱逐出境。多罗顽固不化，死硬对抗。隔年一月，他在南京发表公函，公布了教皇禁止中国礼仪的文件，要求传教士们无条件地执行。结果，他被驱逐出境，拘禁于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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