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人们还在为新城建成而欢呼雀跃之时，李承早已带人来到了海边已经建成的盐田。看着工人在盐池中不断的翻晒海水，李承不禁感叹这贩盐的确是一大暴利。

明末由于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导致盐价粮价等生活必需品价格直摇而上，其中除了因为动乱导致的运输困难和产出问题的正常价格浮动外，大部分都是无良商人趁机发国难财。

山东地区不产精盐，全靠外地运输，那时精盐产地主要是山陕地区的井盐以及青海的青盐。而这两个地方，一个被流贼祸害，一个远在西北关外，都不好搞，而那些有钱的大户人家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盐的习惯，要让他们换成掺沙子的粗盐，打死他们都不可能，再贵的也得买，于是到最后精盐已经论两卖了。而粗盐也差不到哪去，从最开始的几钱银子一担到最后的一二两银子一担。当时整个大明也就两处出产量大的盐场，一处在塘沽，也就是现在的第一大盐场——长芦盐场，还有江苏的淮盐盐场。现在看来都是大盐场，但当时限于技术设备落后的原因，这两个盐场出产量比较小。

这管理盐课的转运司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私自提交税价，税价一提，商人就得涨价，涨价还不算，要想挣得多，就得掺杂物，一斤粗盐他们恨不能掺进两斤半沙子。到后来，靠海的人就私自晒盐，反正这东西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弄个锅啊碗啊盛上海水放那晒就行了，这样就不用在去吃那些能硌掉牙的黑心盐。贩私盐的多了，商人的买卖也就少了，朝廷的税收也就少了，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就这样，盐价越来越高，朝廷收的税也越来越少。盐价如此，粮食更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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