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毛教匪气势汹汹的紧逼之下，疲于奔命的八部青旅早已糜烂而不可用，却又事关几十万人的福利、绝对裁撤不得。乾国政府不得已打发京官（比如曾伯函、吕先及、李绍泉之父李玉川）回乡办团练以抗发匪。朝廷给优惠政策，但是户部不出一个子的招兵费，完全由这些返乡的京官——“绿林化”的翰林靠自己的关系网，依靠亲情、友情甚至姻亲的纽带拉起的队伍起先被称为“团练”，其后称为“勇营”。曾伯函拉起了湘军，后在其基础上又派生出了左季皋的楚军，鲍春霆的霆军，以及李绍泉在安徽拉起的淮军，最终依靠这些勇营，乾国政府才勉强将各地的暴乱逐步地镇压下去，而当天下重新归于平静的时候，勇营这种地方武装力量就开始自觉不自觉的履行起“国防军”的重担大梁来。

由于勇营的招募全赖于亲情的纽带，朝廷并不出一文铜钱供养，所以军队的所有权仅仅归于招募者所有，“兵随将转，兵为将有”，很显然，这种勇营不是国家供养的军队，地位类似于民兵。

虽然从长毛教匪之乱后，勇营就成了大清帝国国防实质上的主体和柱石，可受到的对待根本无法和八部青旅相比。危急时刻需要招募勇营的时候，国家只是给部队编制和政策，但是根本不负担勇营的军饷和福利，一旦乱事毕了，那么临时组建的应急部队自然是首当其冲要裁撤的对象，原因再明显不过，勇营没有正式的编制，朝廷是说裁撤就能裁撤的，就算朝廷不说裁撤。一旦战事结束，维持一支听命于个人的地方武装无异于给言官御史们一个极好的参劾靶子。曾伯函的湘军全盛时期曾达到过240余营12万之众，可是在天京被攻克。北有绺军、南有教匪军余部的情况下，曾伯函为躲避猜忌。避免尾大不掉、引火烧身，毅然决然的将大部分的湘军裁撤，只留下湘系的长江水师。可算是保全了其“中兴名臣”的名声，如果动作稍稍迟疑，那就不是“忠臣”而是“贰臣”了。李绍泉偏偏不急流勇退，反而让他的淮军顶了国防柱石的重任，还在淮军的体制内，建起了继船政水师之后的又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水师。结果使得言官和御史们就如同打了鸡血一般，满脸通红地将弹劾李绍泉的折子往军机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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